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郭潔
2024-12-22 21:35
【和而不同】
由于自滿、浮夸和墮怠，那些越是成功的企業(yè)、民族和國家，越容易陷入這種不自知的危機中。
韓和元
電影《長安三萬里》上演后，各種評論都有。但鮮有人提及，從盛唐到亂唐，從開元盛世到安史之亂，從“煙花三月下?lián)P州”的繁華，到“國破山河在，城春草木深”的悲涼，往往只在一瞬間這事實?？v觀古今中外，無論是企業(yè)、民族或是國家，最容易遭到危機的時候，往往不是困難最多的時候。相反，危機往往都是在其獲得巨大的成功的時候。所謂“生于憂患，死于安樂”，就是這種狀況。
那么，造成這種現(xiàn)象的深層次原因是什么呢？有人將其歸結為宿命。英國著名歷史學家阿諾德·約瑟夫·湯因比則持有不同觀點，他認為造成這種現(xiàn)象的關鍵在于:獲得大成功后，人們尤其是領導者的自滿及因這種自滿而引發(fā)的麻木。誠如他在那本偉大的著作《歷史研究》中所指出的，“在獲得偉大的成功后，人類都會趨向于可怕的墮落。這種墮落并非出于宿命，而是由于成功常使得人們趨于自滿、浮夸，進而墮怠……”
在困難時期，生存及發(fā)展的條件雖惡劣，但大部分的領導者都能集中力量共同奮斗，領導者在決策方面彈性也頗大，因而對危機的適應性也較強。在這期間，只要有改變的方向，民眾的精神也往往都表現(xiàn)得很積極，而且創(chuàng)造力亦都不錯，即使在困難及挫折的重重包圍下，這些勇敢直前的企業(yè)、民族和國家，卻有著讓人吃驚的適應力和應變的能力。為了突破那些問題以爭取生存空間，通常都能累積更多的實力。因此，等到他們能克服這些惡劣生態(tài)后，實力經常會有大幅度的展現(xiàn)，競爭力也大超競爭對手，進而造成空前的成功。
但也就是在這個時候，這個企業(yè)、民族和國家往往也就陷入了難以克服的危機之中。轟然倒塌的三株集團是如此，曾經叱咤風云的恒大公司是如此，亞歷山大的馬其頓是如此，開元盛世后的唐王朝更是如此。
這里不得不談到所謂的企業(yè)、民族和國家文化，這些由歷代最優(yōu)秀的人們，以實際行動所建立的文化，對企業(yè)、民族和國家從克服困難到邁向大成功，的確有很大的貢獻。但這些文化運用不當，也會成為企業(yè)、民族和國家的致命累贅。曾將史蒂夫·喬布斯逐出蘋果公司的約翰·史考利，在其自傳《奧德賽：從百事可樂到蘋果》一書里這樣寫道：“一個組織里成功的文化，經常會使得它的成員有足夠的理由，認為依循這一習慣去辦事，會更為舒服、更為自在，也更為完全，也正是因此，人們于不自不覺中，反受到了它的限制和約束，慢慢的就演變?yōu)榉忾]型的思考，僵化了組織成長所最重要的生態(tài)適應力。那些因為成功而塑造的文化，一旦被組織請上神龕，那么她將用自己的行動寫下歷史的遺囑?！?/p>
的確，成功的經驗總會令人難以忘懷，特別是一個在艱苦奮斗中獲得空前成功的文化，經常充滿著太多的神話、有著太多的故事和傳統(tǒng)。由于有著那些真實的、成功的實績，這些文化逐漸變得神圣不可侵犯。組織中那些敢于質疑的人，往往會被人們視為叛徒。也正是基于此，即使頗具創(chuàng)新力的領導人，也很少敢直接向這些可能已不合適宜的文化發(fā)出挑戰(zhàn)。在這時，這些成功的企業(yè)、民族和國家的最大的敵人，已經不再是別人，而是他自己了。
正如思想家蘇格拉底所告訴我們的，在這個世界上沒有什么是不變的，唯一不變的就是變化本身。我們需要認識到的是，在A時點上行之有效的政策，并不見得適應于B時點，因為二者間的約束條件決定了他們不可能一樣。也正是因此，由于自滿、浮夸和墮怠，那些越是成功的企業(yè)、民族和國家，越容易陷入這種不自知的危機中。太多的神話、太多的故事、太多的傳統(tǒng)會使應有的適應力衰退，太多的必然及應該，也使得人們無法發(fā)揮創(chuàng)新性的想象力。
必須認識到，強有力的企業(yè)、民族和國家文化能表現(xiàn)出一貫性的承諾及能力，能協(xié)調組織成功執(zhí)行其必要的戰(zhàn)略，從而能滿足企業(yè)、民族和國家的社會發(fā)展需要，爭取競爭優(yōu)勢。這種強有力的戰(zhàn)略，意味著其必須能夠隨環(huán)境的變化而做出必需的調適。若是不能夠予以適應性調適，那么這個企業(yè)、民族和國家的逐漸衰微，也就成為一種必然。
史考利在《奧德賽：從百事可樂到蘋果》一書里一再告誡我們：“一個超級成功的組織，在他的文化中，傳承中更需要更新，因為只有這樣，組織成員才能夠真正體認，今天所作的是對未來的投資，而不是過去的反映”。企業(yè)如此，民族和國家亦然。
（作者系廣州經濟學者）
本報專欄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，特此說明。
